或许您不曾想到，五千多年前，古蜀先民就在您脚下的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三千多年前，这里曾是一个辉煌显赫的古国的都城所在地。尽管厚厚的黄土掩盖了几干年历史的足迹，但随着件件奇珍异宝的破土而出，那个传说中的古蜀国的轮廓便越来越清晰，这里便是人们寻觅已久的古蜀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蜀地历史的渊源也因此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两千余年。

精美绝伦、奇异神秘的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华文化演进序列中一些重要文物的缺环，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同样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三星堆是人类上古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于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社会形态的演化以及宗教意识、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城西6公里处的鸭子河畔，北纬30度，东经104度附近。在北纬30度这条神秘的纬线上，不仅有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观，还有诸如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玛雅遗址等人们至今仍在探索寻觅答案的伟大创举，三星堆文明同这些神秘的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
 

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序展陈列着两头铜神兽，其原型来自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坛。称它为神兽是因为目前考古学家还不能给它准确命名，它似乎综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与力量，大眼、立耳、象鼻、蹄足，独角外卷、羽翅飞扬，神秘诡谲的造型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的震撼。更向我们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神秘莫测。两头神兽一正一反、平行站立，如果作动态分析，它们是按顺时针方向相互追尾，形成循环不已的动势，象征着博大精深的古蜀文化代代相传。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于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的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以鸭子河作为天然屏障，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规模大致与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古城——河南郑州商域相当。“三星堆”得名于遗址中部偏南三个人工堆筑的黄土堆，它们就像天上的三颗星星。

后来经过考古发掘，证实它们其实是三星堆古城早期残存的一段城墙，有学者认为，它们具有祭合的性质。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有“三星伴月堆”的记载，指的就是三星堆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高地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四百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这批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从30年代开始，就有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艰苦的调查、发掘工作。沿着古城的中轴线，西泉坎、真武宫、燕家院子、月亮湾等地是历年来出土文物最集中的地区。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的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地坑宝藏的轰然呈世，成为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个奇迹，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四海，享誉九州。
 

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感叹。古蜀的历史因缺乏正史的记载而显得扑朔迷离，尽管在汉晋前后的一些书籍，如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有一些记载，但都是只言片语，难窥全貌。特别是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几代蜀王，如“纵目”的蚕丛、“从天而降”的杜宇，以及死而复生的鳖灵（即后来的丛帝）等更是让古蜀的历史若云遮雾障，不明所以。但古史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蜀王，在四川境内至今都还有与其相关的遗址遗迹，又似乎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历史的真实。
 

相传黄帝娶西陵氏女嫘祖为妻，生子高阳和昌意，昌意又娶蜀山氏女为妻，世代相传，至蚕丛氏兴起。蚕丛部族曾经在岷江上游居住过，在四川茂县的蚕陵关至今还有“蚕陵重镇”的石刻。蚕丛部族由于后来不满足山区与平原结合的游牧生活，便逐渐向成都平原迁徙，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蜀族最早的一部。蚕丛最大的功绩是教民将野蚕驯养为家蚕，被后人尊奉为蚕桑纺织业的鼻祖之一。据说蚕丛死了以后以石头作为棺椁。老百姓仿效这种做法，在四川岷江地区的石棺葬就被认为是蚕丛时代葬俗的一种反映。
 

 

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这个名称与水鸟有关。四川温江寿安乡有座“八卦山”，据说就是柏灌的王墓，有学者认为“八卦”是“柏灌”的讹音。
 

第三代蜀王名叫鱼凫。在《说文解字》中，“凫”指的是鸬鹚，是一种善捕鱼的水鸟，即俗称的鱼鹰。在三星堆遗址内出土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以鱼鹰造型的器物居多。一般认为，几代蜀王中与三星堆关系密切的便是鱼凫王，三星堆古蜀国的建立，很可能就是鱼凫王的丰功伟绩。在四川温江有“大墓山”和“小墓山”，民间传说那是鱼凫王及王妃的墓，在温江城区北不远处，有“鱼凫城”遗址，可能是某代或某几代鱼凫王的故国旧居。
 

第四代蜀王名叫杜宇，人称望帝。相传他来自朱湜（音“书实”）这个地方，即今天云南昭通一代。杜宇教民农务，但是后来蜀国洪水泛滥，他却无法治理，就在杜宇急切盼望有人能治理水患的时候，一具男子的尸体沿江水逆流而上，碰到江岸就复活了。这个人自称鳖灵，是楚国人，能够帮助望帝治水。杜宇随即封他为宰相，派他前去治理洪水。鳖灵带领人们平息了洪水的灾难，并且在与民同劳的过程中，以非凡的才干和能力受到蜀国人民的爱戴，从而取代了杜宇，成为第五代蜀王，人称丛帝，号开明。杜宇失国后被迫回到岷山旧居住地，每年早春二月出现在田间的杜鹃鸟，据说便是望帝的魂魄所化，杜鹃鸟发出“布谷、布谷”的叫声就是在催促蜀民及时耕种。四川郸县城郊古柏森森的望丛祠就是对望帝杜宇、丛帝开明这两位古蜀历史上伟大传奇人物的纪念。
 

五代蜀王中柏灌、鱼凫、杜宇三代都以鸟为名，可见鸟与古蜀族、古蜀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鸟是古蜀族的图腾、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之物。
 

史书中说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一个人不可能活几百岁，可见蜀世系表中的几代蜀王，指的是一代之名，而不是一人之名，他们是并存或相互取代的几个王朝。据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王朝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蜀逐渐被纳入以秦汉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化之中。
 

 

“蜀文化”这一区域性文化在北达汉水流域，东至荆江地区，西、南迄大渡河、金沙江及今贵州北部一带都广泛分布着，而蜀文化圈的中心区域即是成都平原。地处川西平原东北部的广汉，属龙泉山脉西麓，为沱江冲积平原地带，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被称为是“天府”之国的腹心。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以及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三星堆遗址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古代蜀国的一处中心都邑，原因正在于此。
 

根据放射性元素碳十四测定，三星堆文化从距今四干八百年到二千六百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早中期，延续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是商代晚期，距今三千多年。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是先蜀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八百年至四干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蚕丛、柏灌时期。陶器由于取材容易、制作简便，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遗址中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制作手法多为手制，轮制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平底器较多，还有少量的圈足器。陶器上还出现了绳纹、划纹等装饰性纹饰，显得古朴、简炼。当时人们使用的石制工具器型较小，有斧、锛、凿等；另外还出现了少量的小型玉质礼器，如璧、圭、环等。
 

在遗址中广泛分布着建筑遗迹，证明了当时居民众多。建筑的形式和技术是和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从三星堆遗址残留的墙基及柱洞等情况分析，当时的建筑多为干栏式木骨泥墙建筑，即先在地上挖柱洞和墙基槽，立木柱，修建出地面的房屋，然后以小木棒或竹棍作为墙骨，两侧草拌泥作为墙壁。这种建筑的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具有良好的防风防潮性能。房屋大多为圆形和方形。一般的房屋面积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两百平方米，估计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
 

在三星堆遗址西部的仁胜村发现了29座这个时期的长方形土坑，它们大小不一，大的长3.6米，宽1.8米，深1.2米；小的长2.4米，宽1.2米，深1.3米，出土了人骨架、兽骨、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物品。这些土坑群，究竟是考古学家寻觅已久的三星堆古蜀国的墓葬还是祭祀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一发现对于了解三星堆古城布局、丧葬习俗以及与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等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坑中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形制、风格与江浙良渚文化墓葬中所出玉锥形器极为相似，说明了早在四干多年以前三星堆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了文化联系。
 

 

四川盆地内主要的河流有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岷江、沱江和嘉陵江，这些河流给人类以充足的水源以及交通和灌溉的便利，因此在四川这块沃野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非常普遍，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地点就在两百处以上，特别是在成都平原分布密集。在成都平原附近发现了很多古城遗址，其中以新津龙马乡宝墩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崇州双河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等的发现为大宗。这些遗址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规模均比三星堆小，一般为十万至三十万平方米，其中新津宝墩古城的规模较大，为六十万平方米，而三星堆古城达到了近四百万平方米。它们的发现，说明当时的成都平原已经有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三星堆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古蜀国的中心都邑，创造了耀古烁今的青铜文明。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时间跨度为距今四千年至三干二百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典型的早期蜀文化的形成和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个时期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均采用人工斜坡夯筑的方式，以增加其牢固性。现有城墙遗迹的底部宽约40米，顶部宽约20米，原有高度估计在8-10米之间。它们虽历经几干年的风雨沧桑，却雄姿依然。东城墙现长1080米，西城墙长620余米，南城墙长约70米，大部分城墙残高在2-3米，西城墙遗迹保存较为完整，残存高度在6米以上。令人惊奇的是东城墙局部使用了土坯砖，这是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发现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例。在这几面城墙的外侧， 发现有宽二三十米的壕沟，北接雁江，南通马牧河。城墙与壕沟的结合，体现了防御功能。还有学者认为，壕沟除了用作防御外，还能防洪排涝和交通运输，它们是三星堆古城综合性水系工程的一部分。
 

1999-2000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发掘了呈南北走向、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的城墙，其橫断面呈梯形，底部宽40-43米，顶部宽20余米，主城墙高2.8米左右。墙体建筑采取无基槽式平地起，材料主要为泥土和沙土，局部采用鹅卵石垒筑支撑。月亮湾城墙极有可能是内城墙或宫殿的城墙。
 

 

三星堆古蜀国的中心城区面积近四平方公里，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具备了早期城市的各种功能。在这个时期，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十分盛行。“三星堆”这三座人工夯筑的土堆很可能是古人修筑的祭祀台，由于70年代人们取土烧砖，现在还残存了半座。1986年发掘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就在“三星堆”南面约100米处，极有可能就是一次大型宗教活动的产物。青铜器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两个祭祀坑的发现被称作是“一次性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特别是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堪称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世珍宝。
 

三星堆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陶器——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勺等，并逐步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全今我们尚未在史书典籍中找到有关三星堆这段辉煌历史的记载，考古学家也只是在三星堆二、三期的部分陶器上发现了简单的刻画符号，但由于数量较少，而且大多都是单独出现，尚不能作为文字加以释读。但它们显然不是偶然的刻画，因为同一种符号已经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说明它已经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含义，很可能已经具有一定的文字意味了。在春秋战国时期蜀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上也发现有一些刻画符号，即学术界所谓的“巴蜀图语”，它们到底是文字、族徽、图画或者是地域性的宗教符号，也还没能解读。但是我们相信学界对“巴蜀图语”的持续研究，一定会对解开三星堆的千古之谜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
 

城市的建立、祭祀场所的设置、青铜器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往往被作为古代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由此看来，三星堆已经不是一般的聚落、村寨，而是雄踞在西南的早期城市、国家。结合遗址中的出土文物来看，古蜀国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特别是玉石加工、青铜冶炼铸造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四川盆地被高山所环绕，西为青藏高原，南为云贵高原，北为秦岭与大巴山，东面为巫山山脉，因此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实际上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陶盉、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从出土的玉锥形器、玉琮等器物上可以看到很早以前古代蜀国就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文化交流。在中原地区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征蜀”、“伐萄“蜀射三百”等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蜀国的军队作为盟军参加了盟会和战斗。据《逸周书》记载，在周初的一次会盟上，蜀王将本族具有象征意义的吉祥物“文翰”作为礼物献给周王。在四川彭县今彭州竹瓦街发现的铜觯和铜尊上有中原名门望族的姓氏，是典型的商末周初时期的中原器物，很可能是因蜀国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战争，所以从周王那里得到的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了开放精神的。正是由于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才成就了三星堆文明的博大精深。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三干二百至二千六百年，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在这个时期，不知是什么原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三星堆古蜀国似乎突然消亡了。正当人们在遗憾和百思不得其解的候，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2001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发现了一个分布面积在三平方公里以上的古蜀文化遗址，根据发现地，该遗址被定命为金沙遗址。金沙遗址的主体年代在西周，略晚于三星堆，而出土文物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却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有学者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金沙，古蜀文化从此转入了个新的发展阶段。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心的迁移，学术界颇多争议：有学者认为是改朝换代使然，有学者认为是亡国所致，还有学者根据遗址中发现的淤泥层，推测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迫使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无论是何种原因，蜀文化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却是客观事实。
 

（编辑：赵甜甜）